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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这不能简单归结为“墓葬文化”。这种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在古代中国，人们认为墓葬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似。随葬品的设置不仅出于纪念，也为了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早在墓葬体系形成之前，中国人就已经习惯用陶器祭祀祖先。这种祭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至今，许多中国家庭仍然会在特定节日用食物、水果、酒等供奉祖先。在西方，过去或许也有类似的习俗，但基督教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一切。要理解这一文化现象，就必须考虑信仰体系对社会的影响。在西方，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深刻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在中国，尽管佛教也带来一定影响，但它从未完全取代祖先崇拜。一个人可以是佛教徒，并同时仍然相信祖先的庇佑，因此他既会向佛祈祷，也会向祖先供奉祭品。并且，这些青铜器，并非专门用于随葬，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同样被广泛使用。随时间推移，这种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到唐代，人们减少了青铜器随葬，而更多地使用陶器。部分原因是青铜价格贵，另一方面，陶器可以呈现出更丰富的色彩。但在整个汉代及更早的时期，青铜器、贵金属制品则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森：是的，我能看到事物背后的层次。我最近越发意识到这一点：我能透过表象，看到不同层面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我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世界。比如，在这个房间里，我能看到你所看到的，并准确地描述出来。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如果再深入一层，我可以解释，在英国，人们对它们的兴趣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我清楚地意识到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最直观的视觉层面，就是你能直接看到的东西，比如壁炉上悬挂的那幅画；第二层是它的背景和来源，即那是一幅中国画，来自琉璃厂，出自一位普通画家之手，这位画家创作了许多荷花题材的作品；第三层则是文化上的视角，在西方，人们通常会把画挂在壁炉上方，而在中国，这种做法并不常见。我之所以能看到这一层，因为我去过中国，若没有亲身经历，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认知。再举个例子，我的考古研究最初是从约旦的考古挖掘工作开始的，因此，对以石材为主的建筑文化，我早就有所了解。但当我到中国后，我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少用石头建造房屋。直到最近，我才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国不怎么用石头建造？因为中国早期的建筑是在黄土上修建的。我擅长提问，习惯于不断追问：“我看到了什么？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以一只花瓶为例，最基础的问题是，“这是一只花瓶” ，接下来，我们可以问：“它为什么在这里？”答案可能是：“我妈妈在市场上买的。”但再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用花瓶作台灯的灯座？”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已经这样用了200多年。” 也就是说，每个问题都包含至少三个层次：首先是直观可见的表象，其次是它为何出现在这里，最后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对我来说，研究中国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让我明白，欧洲和西亚的做法并不是世界的唯一的方式，世界上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体系，而当你认真去了解另一种体系时，你就会对自己的体系有更深刻的理解。

　　公开资料显示，陈政高，男，汉族，1952年3月生，辽宁海城人，1970年12月参加工作，东北财经大学金融系货币银行学专业毕业，经济学硕士，系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

　　1月20日，王女士专程为邮储银行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支行送来锦旗，对邮储银行高效、专业的服务表达诚挚感谢。当天下午及次日，永兴县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和郴州市反诈中心先后给邮储银行永兴县支行下发了表扬通报和表扬信，对邮储银行高效拦截电信网络诈骗给予高度的肯定。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凝聚在古城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之间，更以鲜活的方式渗透在群众的点滴生活里。在这里，越来越多的老院落“活”了起来，方国瑜故居、天地院、恒裕公民居博物馆、纳西象形文字绘画体验馆……丽江古城打造了30个文化院落，为文化传承打造新的场域，为游客深度了解丽江提供新的视角。

　　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感谢中方为柬方提供的无私帮助。柬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深化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携手构建柬中命运共同体。

2025年2月9日，天气寒冷，但罗森教授的热情让我顿感温暖。见面时，她微笑着有些歉意地说，一早忘了开暖气，建议我先别急着脱大衣。于是，我和她面对面坐在起居室的暖气片旁，开始了这次促膝长谈。她风趣幽默，很快让我放松下来，当我问：“能用一下您的洗手间吗？”她立刻回答：“当然，立刻，马上！”让我忍不住笑出声。采访前的拘谨瞬间消散。她还很贴心地将手机调成静音，同时叮嘱我采访结束后一定要提醒她恢复提示音。这场对话毫无生疏感，更像是与一位认识了多年的老师畅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