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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还注重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取营养。在历史上，中华文明不断与世界文明交流，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中华文明的伟大成果传播到世界各地，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同时，佛教东传、西学东渐，工业革命的成果传入近代中国，使得中华文明不断丰富其内涵。一百多年前，为了唤醒中国“睡狮”，为了挽救“神州陆沉”，一群仁人志士殚精竭虑，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文化的觉醒中，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葆有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中华文明的独立性。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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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在浙江杭州湖畔居西湖龙井茶基地，新芽沙沙作响，在铁锅中翻飞。“00后”炒茶人陈超鹏手法娴熟地抖、搭、捺，幽幽茶香四溢，彰显着新生代茶人的独特风采。
陶寺遗址“圭表”测正午日影的初步成功表明，早在4100多年前，中国就已拥有了“测日出方位”和“测正午日影”两套天文测量系统，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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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